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颠覆野生动植物贸易监测的革命性手段
译者按：2024年3月4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部收到来自绿会顾问、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议主席、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前秘书长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先生的来信，分享了他新发表的题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可以改变我们追踪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方式”的文章。
译者已获约翰·斯坎伦先生授权，将文章翻译发布，供读者参考。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可以改变我们追踪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方式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can transform how we trace trade in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作者：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
马科斯·雷吉斯·席尔瓦（Marcos Regis da Silva）
有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技术创新与合作努力的介绍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下文简称为《公约》）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家族中最成功的多边环境协定之一。这种相对的成功取决于其特有的机制，取决于缔约方根据《公约》确立的做法和进程，体现在许多贸易和商业协定中。其中包括建议暂停贸易的能力，稳定和成熟的贸易许可证和证书系统，可查找、可获取、可彼此协作和可重复使用的贸易数据（即使不完善），以及对重大贸易的定期审查。
《公约》也顺应了贸易世界中出现的技术和信息趋势。它公布了数据标准，以协助将《公约》纸质许可证和纸质证书电子化。其电子格式完全符合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UN/CEFACT）和世界海关组织的建议。这两个机构是制定电子贸易标准的主要组织。信息和技术是转向电子许可证的重要基础。
此外，《公约》缔约方还讨论了描述在进行贸易时，标本运输过程中所采取的连续步骤的必要性，也就是价值链的重要性。允许在整个价值链中识别必须交换的信息点，从而为改进可追溯性提供更大的机会。
《公约》缔约方政府还鼓励使用DNA技术，包括在起诉野生动植物贩运时，进行法医证据的DNA分析；鼓励使用稳定同位素和其他技术，以确保野生动植物贸易合法、可持续和可追溯。例如，生命条形码联盟（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 Life）正在开展项目，试图创造可靠而廉价的方法，使物种识别更加容易。
但是，当前技术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公约》贸易制度的完全自动化仍然是一个目标。许多DNA和同位素技术难以使用，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仍然无法使用，特别是那些社区受犯罪活动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另一个挑战仍然是不同技术的融合、集成和彼此协作，以创建一个单一的框架。单个框架使分析、识别和完整的可追溯性成为可能。新技术的使用是分散的、不公平的，而且没有完全纳入《公约》的贸易进程。
在《公约》工作期间，我们与缔约方密切合作，开始将纸质许可证和证书转换为电子格式。这一举措促成了2010年《公约》电子许可证工具包的发布。该工具包是一个协调所有与贸易有关文件的电子贸易系统，它允许使用单一窗口环境，将《公约》许可证和证书与其他所需的贸易文件协调起来。
为了鼓励缔约方向完全电子化的贸易环境迈进，《公约》秘书处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合作，将《公约》的许可证和证书纳入其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ASYCUDA）。ASYCUDA是一个用于外贸程序的海关电子管理系统。迄今为止，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使用这个系统。
秘书处还与发展类似海关管理制度的缔约方合作，使《公约》许可证和证书与这些制度协调一致。在这些缔约方的海关管理制度中，韩国和新加坡的制度被许多《公约》缔约方采用。
秘书处于2012年开始与缔约方合作，加强在可追溯性系统和《公约》价值链描述方面的工作。追踪贸易标本的能力将为《公约》提供更好的工具来打击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为贸易分析提供额外的数据，并提高贸易的合法性。
秘书处还努力使《公约》的贸易程序与联合国其他组织协调一致。2015年，我们完成了将《公约》的许可证和证书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的许可证和证书相统一的初步工作。《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植物检疫证书可用于《公约》标本的贸易，这是加强协同效应的重要努力。秘书处还同非政府组织开展种子项目，其中包括条形码的开发机构GS1。条形码一经推出，就彻底改变了商业。
秘书处成立了两个工作组。第一个关于电子许可证和证书的工作组成立于2005年，第二个关于贸易标本可追溯性的工作组成立于2015年。这两个工作组旨在促进其工作并促进缔约方的参与和认同。瑞士和英国对各工作组所促进的活动给予了特殊支持。
这些都是为迈向电子许可创造必要先决条件的一部分。然而，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现在还不是确保对资源进行重大改变，以彻底改变《公约》贸易流程实施方式的时机。鉴于全球、区域和国家政策和法律格局的快速变化，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能确保这些改变带来的益处足以支持所需投资规模的时机。
奋勇向前
一个潜在的《公约》新框架将基于几个不同的要素。首先，需要为电子文件创建一个完全分散但可靠的许可证和证书交换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安全性且易于实施。它还必须能够整合支持《公约》贸易流程的不同要素，包括文件的签发和接收、与《公约》附录和目录册更加无缝的集成、在《公约》贸易数据库中登记签发和接收许可证和证书、能够追踪货物在整个价值链中的流动，并开发负担得起的识别工具。
区块链
如果将《公约》电子许可系统视为缔约方之间的网络，区块链将为电子许可过程提供手段，使其成为分布式数据库或分类账；使其可以在许多不同节点之间共享，或者在CITES的背景下，在其管理和科学当局之间共享。区块链因其增强分布式系统安全性和提供分散交易记录的能力而得到认可。这是通过人们在“区块链术语”中所说的不变性来实现的，即它使数据不可更改的能力。
区块链还将消除对第三方集中式服务器、网关或存储设施的需求，为《公约》管理局提供即时、可追溯和安全的管理局，即点对点、点对点信息交换。鉴于在贸易中标本必须附有许可证或证书的副本，区块链还可以为开始实施一个迫切需要的系统提供基础，以便在整个《公约》价值链中追踪标本。这个想法并不新鲜，事实上，《公约》秘书处在2017年发布了“区块链挑战”。也许它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对《公约》贸易的价值在于它可能与区块链结合，建立真正合法、可持续和可追溯的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所需的新框架。也就是说，虽然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作为单独的技术可以为《公约》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只有将它们综合使用才能彻底改善《公约》。
人工智能对《公约》的可能影响，即使是在与区块链独立使用的情况下，也在海关目前在入境、出境和过境口岸（特别是机场）使用的应用中得到了强调。
例如，在图像分析中使用人工智能大大提高了对非法标本的检测。此外，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分析简化了运输过程，同时减少了错误检测。
人工智能赋予的非侵入式检查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来识别标本以及行李和货物中的异常情况。它可以验证舱单，减少走私企图。
然而，在《公约》的背景下，区块链上的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容易的数据分析、监测和追踪贸易中的物种，并大大改进识别工具。它还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在许可证和证书中输入数据时的错误率。目前，由于在编制和分析提交给秘书处的年度报告中的许可证和证书数据方面的延误，《公约》数据失去了价值。
假设在将国家许可系统过渡到电子格式方面取得了更好的进展，区块链提供了在《公约》贸易数据库中实时登记数据的手段，而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容易和更少限制的方法来分析数据。例如，有可能对贸易中的任何标本进行最新的数据分析和概述，同时消除编写纸质许可证和证书并将其作为年度报告提交的耗时和容易出错的工作。它还可能消除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来分析数据的需要。由于可以采用校验和系统，并使电子《公约》核对表和附录完全一体化，错误率将大大降低。最后，基于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具有成本效益，提供公平的获取，并增加《公约》的影响力和权威。
鉴于区块链环境中的数据是不可变的，并且可以在价值链的任何地方进行数据追踪，因此实现可追溯系统变得更加容易。然而，这些系统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实时监控样品的运输，并确定其在价值链中的运输。通过这种方式，将为合法贸易商提供更大的保障，并使野生动植物走私者在价值链中清洗非法收获的野生动植物更具挑战性。它还将提供在贸易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优化标本运输的手段，这是活标本运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最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结合将为海关或国家当局开发更具成本效益和有效的识别工具。DNA取证，或基于可视化的更简单的技术，将大大领先于使用目前使用的许多识别手册的更繁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将使通过DNA技术进行身份识别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更加公平。
结论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具有变革性潜力，可以改善《公约》的实施，并确保贸易中标本的合法性和可追溯性。然而，这些技术的单独使用并不能带来最大的好处。更确切地说，只有在发展一个新的可互操作框架以进行合法、可持续和可追溯的贸易方面趋同，它们才能产生最大的好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更快地将纸质许可系统转变为电子格式。他们需要在财政上支持区块链《公约》系统和人工智能工具和流程的发展。最后，他们需要坚持商业上的创新。
《公约》是1975年7月生效的第一个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尽管有缺点，但它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缔约方历来愿意加强其程序，从遵守规定到审查重大贸易。
如果《公约》要充分履行其使命，并为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全球框架”(GBF)中设定的目标做出贡献，21世纪可用的技术至关重要。
《公约》现在列出了4万多种野生动植物。在过去15年中，越来越多的高价值海洋和木材物种被纳入《公约》贸易管制之下。这不仅仅是《公约》的问题。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新法律和政策要求加强披露和尽职调查，包括对野生动植物和野生动植物产品的来源进行披露和尽职调查，这对行业产生了影响，各国正在努力实现“昆蒙框架”中设定的普遍商定目标。
全面拥抱技术将考验《公约》文化的创新能力，需要新的技能组合和额外的资源。但这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奠定了很多基础。
考虑到《公约》运作的更广泛背景，也许现在是我们最终看到《公约》贸易进程进入21世纪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机了。
本文发表于2024年3月3日联合国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自2014年以来，每年庆祝一次，今年的主题是连接人与地球：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数字创新。
关于作者：
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是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经验丰富的领导者。约翰·斯坎伦现任大象保护倡议基金会（Elephant Protection Initiativ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Wildlife Crime）主席、英国政府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挑战基金主席，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顾问。他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他是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马科斯·雷吉斯·席尔瓦（Marcos Regis Silva）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前公约秘书处知识管理和外联服务主管。
翻译：Yanjun Xu
审核：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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